林洪通谈《我为什么要出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这本书？（后记）》
1、永安市委*史研究室退休干部林洪通同志退休后编著的《永安抗战文化史话》于年10月由中共*史出版社出版（管其乾摄影）1、林洪通谈《我为什么要出“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这本书？》后记
林洪通编著《永安抗战史话》页至页《抗战时期，永安现代文艺部分作品简介》我为什么要出《永安抗战文化史话》这本书？因为我在岗从事*史工作凡17年，年退休至今仍尽力而为，30年来，我和参加过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老同志有着广泛的联系和接触。他们对我真诚的关心和帮助，鼓励和鞭策，牢牢地把我吸引在这个被边缘化的工作岗位上；他们作为我的良师益友，使我长期受益，终生难忘。我要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深切的怀念。如今，我也退休13年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高时良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今年都岁了。当我提出请他为集子写序时，高老二话没说，满口答应，陆续看了我寄给他的文稿后，迅速而认真负责地写了序文寄来，因此我首先要感谢高时良教授。
如今，这批上了年纪的人大多已离开了人世，他们青壮年时期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的可贵贡献，已在人们的脑海中逐渐淡去；但只要走进他们中间，就会深深地感受到他们对国家、对人民、对永安、对我本人的深厚感情。
例如，本书所介绍的在广州的李品珍，享年周岁。他生前就成为我的忘年至交。李品珍女儿李行远（广州美术学院教授）于年7月1日来“我爸爸已于年6月27日上午去世了，去世前不少熟人的名字都忘却了，可对你的名字却还记得。”
李品珍年就担任中共湖南宁乡县的地下县委书记，年10月来到永安，不久就成为羊枣的得力助手，在抗战文化活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我和李老是年开始通信的，年4月25日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这年他已98周岁。这封信可能是在病榻上写的，是他审阅我的一篇文稿后的回信。他写这封信时很可能眼力极差了，上下行文字都重叠在一起了，可见写信的艰难。这令我极为感动，我眼眶湿润地读着信。他在信中说：“弟今目不明耳不聪，也只能徒唤奈何天了！”他自称为“弟”，这令我无比惭愧，因我比他小28岁。这不单是谦词，更说明我们间友谊之深厚，更体现李老为人的高尚。我俩虽通信26年，但见面只有两次。一次是年，我们邀请他到永安辨认《民主报》社论作者时；另一次是年，我到广州办理赴美签证时。此后再也没见过面了。我非常后悔，他在年以后一直来信要我到广州他家聚会见面，我没有成行。对于他的逝去，我非常难过。
李老98周岁时，还关心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信息。年3月28日给他的亲密战友王一帆、徐昭华夫妇致信时曾说及当年在永安抗战文化中的作品，现在又被人们重视。
本书收入的《一位“永安大狱”被捕者的不老人生》一文，对李品珍老人在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的事迹有较详细的介绍。
又如，本书所介绍的福建省著名教育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省民盟名誉主委章振乾，二十多年来给我以极大的教育和帮助，在我处境最困难时给以鼓励和支持。年，我的工作单位由于人事变动，我的工作陷于被动，几乎无法开展。在我心灰意冷之际，章老以现身说法的姿态于3月30日来信鼓励我，说：“我已超过耄耋之年（93岁），去年九月承准离休，总想利用余暇干些对国对*有益之事……我觉得当今尚有不少真正革命的人，这是国家民族的有希望和会发达的象征……对于埋头苦干，不求闻达，应该有很高的评价。这对于你是一种精神上的丰厚酬劳，你应该承认这一点。你现在处境有些不大顺当，但不要紧，凭爱国爱*之心办事，不管人家怎么样……不必与人争一日之短长。”他殷切地说：“永安抗日时期进步文化活动资料得来不易，无论如何都要好好保存，不得散失，更要防止被破坏，希望你千方百计把这责任承担起来！”
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是一位93岁的老前辈，我省知名人士的肺腑之言，对我这样一个县基层单位的办事人员来说，真是感动万分！
再如，本书所介绍的抗战时期任福建省*府主席刘建绪的秘书谌震，今年已96岁，只可惜他患的肺气肿病太严重了，只能躺在床上，闭目养神。一动身，一说话，就喘不过气来，书报也极少看了。三年前，年4月27日我到长沙拜访他时，他还能坐轮椅由儿子推到大门口来迎接我。更令我感动的是，坐轮椅的他，还领我到离家5里外的长沙市中心的特色风味饭店请我共进午餐。足见他待我的真诚。自从年永安召开抗战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时我见过他一面以后，二十四、五年没有见面，他完全变了样，判若两人，耳朵几乎全聋了。即使如此，他还让孙子买来一套《胡适文集》共四十来册，继续研究胡适。他所写的《古文新读—新译新评古文观止》电子版和《民国春秋》的电子版，我特地复制携带回来。他说有些译评较好的篇章可以由我拿去上网。这是对我的莫大信任。我特托朋友在“永安之窗”网站上发表。本书介绍的《拜访抗战时期福建省主席秘书—谌震》和《一位“永安大狱”被捕者的晚年笔耕》两文正是表达我对他的感激怀念之情。
还有，本书介绍的年就代表我省唯一一位参加首届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首届中国作家协会的老作家赵家欣。他是福建省唯一获得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给的“老新闻工作者荣誉证书”、纪念章和中国作家协会颁给的“以笔代枪，投身抗战”铜匾殊荣的老作家，今年98岁了，前不久（即年8月3日）还给我一封充满深情厚谊的信，嘱我将“纪念黎烈文逝世40周年”的文章写好后可寄《炎*纵横》刊登。至今，30年来，赵老给我来信就达多封，全是对我工作的指导和帮助。他多次指出，对历史人物评价要慎之又慎，一定要实事求是。本书还介绍了他的患难之交的夫人谢怀丹。她年就入*了，两次坐敌牢，两次丧爱子。她为人刚正不阿，当赵家欣被打成右派后，有人劝她离婚，她坚决不干，不愧是坚贞的女共产*员。
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我从心底里敬佩这些老前辈、感谢这些老前辈！
我作为最早进入永安*史办工作、任职时间最长的负责人，在这里，还要感谢一批早期被抽调到*史办协助征集永安抗战文化史资料的同志们。他们中有邓家焕（已故）、陈学其（已故）、赖承俊、魏植余、李贵荣、林春田、吴炎谦、赖中秋、谢治添、杜元会等。正是他们冒严寒、顶烈日，四处奔波征集史料，才有这批史料文章的形成。尤其是邓家焕，被*史办借用了五六年，不顾年迈，竭尽全力，认真负责，广泛收集史料。那张抗战时期的永安城全景照片就是他到福州仓山一位老同志毛伯仁家中征集的。现在本书就采用了这张照片。
我还要感谢省委*史研究室的邱文生处长和连江县委办公室原主任张平官同志。是邱处长把张平官同志借调来协助编辑《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史丛书，协助工作了三年。平官同志工作极端负责任，吃苦耐劳，实干苦干，协助补充收集了大量资料和整理了抗战文化史料档案，成为《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一书的编辑骨干。
我还要感谢福建省图书馆领导，特别是特藏部主任刘大治，是他把当年永安出版的图书全找出来，有的是孤本，供我们翻阅和拍照。同时也要感谢福建画报社记者吴宝光，他用其独特的摄影技术为我们拍下了永安《民主报》多篇社论和部分书籍封面。
真是人间自有真情在，我由衷地感谢他们对永安人民的深情厚谊，这也就是我要出这本书的目的之一。
年在“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学术讨论会”上，众多当事老同志共同研讨、一致公认的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的黎烈文、董秋芳、卢茅居、邵荃麟、王亚南、羊枣（杨潮）六位是领*人物，他们的可贵事迹和十多位骨干人物的活动事迹，本书力求作出力所能及的介绍，试图从人物活动入手来描绘永安抗战文化的真实面貌。但是本书所捜集的材料尽量要求完整详尽，其有欠详之处，仍在继续多方发掘，于有日再版时补入。
本书所介绍的60多位地下*员的组织关系和30多位爱国民主人士生平，前者主要以组织关系为主，少讲功绩（因人数过多，无法一一作较细介绍）。后者，即《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的部分爱国民主人士生平简介》一文，写于年，当时在征求意见中，曾收到不少老同志来信提出修改，后由张和陆作了部分修改。但直至我退休前并没有再次修订打印提供应用。我退休后特别是近年来，觉得这件事应善始善终，以便留下一份较为完整可信的史料。所以再次对原稿进行修改和补充，并在去年补写或请人补写了郑贞文、李由农、林浩藩、蔡力行、蔡振扬、蔡继琨、刘独峰简介。对这34位当时的非*人士的生平简介，解放前后都讲，突出在永安的事迹。至于人物生平资料来源，早在年我们就发了“调查表”，让当事人自己填写；有的当事人去世了，就由所在单位同事或亲友填写。我们就从“调查表”中整理并在此后不断补充完善。这两篇简介，权作已出版的《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一书中53位人物简介的补充。
看来，人物简介资料很有公开发表的必要。许多读者、学者、研究者并不太清楚这些人物的确切身份。至今，仍有研究永安抗战文化的学者把不曾加入中共的人士当作共产*员。
多年来，我的许多朋友，都劝我把退休后发表的或未发表的文章汇集出书，留作资料和纪念。这些朋友有老前辈赵家欣、王一帆、李品珍、张永平、周挺南、陈天绶、虞韶年、耑青、张革、陆超虎、伍顺发、陈纬地等，还有同乡、同事、同学、同行张一仪、赖林嵩、赖茂功、李廉德、马瑞淮、卢汝镇、肖传坤、赖承光、朱昌极、张克涌、张如腾等。正因为有这么多老前辈、老朋友的鼓舞和期盼，在永安市委*史研究室的大力协助和支持下，顺利地出版本书。
这本书的篇章大部分是我退休以后写的，或者是在职时写的初稿，退休以后修改的。这批书稿的史实经过众多当事老同志亲自审阅订正，或是经我的老师、同学、同事、朋友的审阅、修改。尤其是我中学时期的耑青、虞韶年两位语文老师和永安一中特级教师张一仪老师，他们对我的许多文稿都进行认真的审阅和修改。更巧的是，年春节我在福州探亲，巧遇我爱人的初中同学林万恕。他60年代毕业于师范院校中文系，为中学高级语文教师，现已退休。他为我的全部书稿又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逻辑考辨和文字把关，直至最后定稿。因而，应当说，这本书并不是我个人的作品，而是众人共同努力整理的成果。
以上是我要出这本书的第二个原因。
我出这本书，还因为要负起*史工作者的责任，坚守*史工作者的品格和良知。
我以前在征集史料过程中，发现有些虽说是第一手资料，但毛病很多，说法各异。尤其是一些回忆录和访问记，对同一事件的一些细节各人说法并不一致，有的甚至相互矛盾。这就必须对史料进行考证核实，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资料才能正式公开和提供使用。对于采访来的访问记尤其应该如此，它还要经历多次访问或返回资料进行再回忆，才能比较全面反映史实。对这方面工作我曾花去了不少时间。遵照上级*史专家关于“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教导，我们只能无休止地接受锻炼与考验。
回顾在*史工作岗位磨练17年的酸甜苦辣，我别有一番情趣，也倍感珍贵。现在想来，最能让我引为自豪的，还是这17年，我的工作起初并不被人们理解，连家里人、亲戚、朋友、同乡、同学、同事都劝我离开*史办，有的甚至觉得我脑子“有毛病”，觉得很可笑和不可思议。因为县级*史部门是被边缘化、被认为是最没有“派头”的单位。但我没有离开。当时，我想自己文化不高，更不适合做轰轰烈烈的工作，只能在这儿待着。然而，我也曾经灰心过，动摇过，后来看了老同志给我们的来信是那么迫切地希望弄清历史真相，那么殷切地恳求我们弄清历史冤屈，这就更坚定了我待在这儿的信心和勇气。这样，在老同志的鼓舞帮助下，与同行一起，四处奔波，征集*史资料，外调时住最便宜的旅社，例如到福州出差，就住省教委招待所，每天只花7元钱住宿费，出行乘最廉价的交通工具。17年来整个单位最终征集到0多万字的*史资料，编印了一批史料书籍，基本完成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永安*史资料征集任务。
还有，我到*史办当主任说起来也很好笑。年上级对县级设立*史机构催得很紧，可是永安这么大的县，人才济济，据说找了一年多了，竟然找不到一个人来当主任。这也难怪，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经济开始活跃，谁有心思研究*史？我原在宁化县委办公室做机要秘书，后到县*府办当副主任一年多。恰在这时，我想从宁化调回老家永安，这可乐了永安县组织人事部门。他们即把我塞进*史办。当时三明市委*史办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赵世华即赶到宁化找我谈话，要我快快到永安*史办上班。我说我不会写文章。赵说不要写文章，只征集资料即可。我信以为真，答应了。于是，年9月我调回永安后即着手建立了*史办，编制2人。后来才知道，这单位果真要写文章，我后悔了，但为时已晚。这样我才硬着头皮写起*史文章来。我之所以会安下心来做*史工作，如前所述，得到众多老同志的热情鼓励和帮助之外，应是*性、事业心和责任感的驱使，还有历届市委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上级业务部门的热情指导和帮助，从而意识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
我退休以后一度下决心再也不写*史了。然而年我去看望一位上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的永安县委书记边圻，接着看望98岁的章振乾教授，他们的可贵品格感动了我，不由自主地写出了访问记。谁知这一写却有二三十篇（包括土地革命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些文章大多在*史刊物上发表。我深感“永安抗战文化史”很有深入研究的价值，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这对于我来说，不仅是一种爱好，更是一种责任。作为*史工作者，决不能失掉职业道德和对历史负责的良知。也绝不应推给后人去承担，这是当代*史工作者和亲历者负有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烟云已经快要被人们遗忘了。季羡林说：“如果我们这一批人一个个遵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极可宝贵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也将随之消泯得无影无踪。对人类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对有这种经验而没有写出来的人来说，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最可怕的是，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益’了。再想获得这样的教训恐怕是难之又难了。”当然，我们写的史料必须真实，不虚美、不隐恶，求真务实。杜润生也说：“敢于求真务实是一种高尚史德。”这些是多么发人深省的话语啊！这就是每一位*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崇高使命！
基于以上几个原因，我决定要出这本书。本书内容有错误和疏漏之处，请读者鉴谅和指正。
林洪通
年8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