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由无声片到有声片的过渡中，曾有很多质疑批评的声音，巴拉兹说：“无声片的艺术是死亡了”，他当时认为，虽然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有声电影”仍只是一种技术，而非艺术。
现如今，电影中对声音的运用愈加成熟，已不再停留于机械复制的技术层面，电影中的声音除了逼真地还原现实外，也参与到电影的叙事与表意之中，可增强电影的艺术魅力。
01对白保留原著精神
电影和小说虽是不同的艺术类型，却都是在利用不同的表达方式讲述故事，电影要完整地呈现故事，不能仅仅依靠视觉画面的拼贴，还需要声音的参与。相较于小说书面用语式的对白，电影中的对白则是口头用语，改编中自然需对小说对白进行加工和再造。
然而随着刘震云频繁参与电影、电视剧改编，他的创作日益显现出影视化倾向：语言更为通俗化、口语化，场景对话的使用也尤为绵密。据*忠顺统计，小说《手机》中使用“对话”的频率非常高，“平均每80字中就包含一句人物对话”。
这是刘震云小说独特的魅力，既贴合大众的审美，又具有一定的人文内涵。基于刘震云小说的这些特点，秉持尊重小说精神内涵的初心，改编时采取选择直接移植和再现原著对白的方法，同时结合电影语言表现对白时特有的语气、停顿、语调、方言及演员的音色等因素，完成了对白在影片中特殊的使命。
通过直接移植小说对白，有助提高影片叙事效率。一定程度上，人物的对白能效率较高地解释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脉，快速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对白基本延续了原著的内容，简短的对话既交代了剧中的主要人物，又进一步解释了李雪莲此行的目的，同时将李雪莲此行的矛盾性——已经拿到了离婚证——进行了重点交代，隐约使观众已经意识到整部影片中矛盾的爆发点，及故事后续大致的发展脉络。
比如电影《手机》中严守一在节目现场的一段开场白：“在节目录制之前，我先跟大家说一声，现在明明是白天，但我一会儿要说成晚上，因为我们节目的首播是在晚上，在我把白天说成晚上的时候大家不要笑。”
这段话不仅凸显了严守一的职业特性，而且语言幽默，贴合大众的笑点。除此之外，多部影片的改编均增加了很多类似的对白场景。
02画外音转变叙事视角
画外音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画外音是指影片中的一切声音，狭义的画外音是指画面中的人声。本文涉及的画外音主要是指后者，即狭义的画外音。电影的画外音在叙事中扮演重要角色，具有多重的叙事与表意功能：影片通过画外音的巧妙处理，可以直接传达人物的心理和情绪，使影片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风格；
有时画外音独立于画面，对故事进行必要的解释、评说、连缀，达到勾连情节的效果；另外，当影片面临巨大的时空跨度时，画外音可以巧妙地解释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变化；画外音也经常充当故事的讲述者，扩展影片的叙事视角。在《我不是潘金莲》的改编中，对画外音的运用是影片的一大特色。
到影片结束，嘶哑的男声再次响起，它从故事中跳脱出来，以旁观者的角度，说着：“李雪莲的故事讲完了，虽然往事如烟，但熟悉这件事的人，还是把她过去告状的事当笑话来讲，一开始是背后讲，后来也当面讲，久而久之她也习惯了。别人说的时候她也跟着笑，好像说的不是她，是另外一个人呢。”
这段画外音的出现，作为故事的“尾音”，像是一位评书人在故事结束时的一声叹息。这两段画外音前后呼应，为影片的讲述增添古代“评书”的韵味，增强了影片的艺术质感。此外，从第一段画外音开始，每当一件事告一段落，画外音便响起。有的是对人物心理状态的揭示，比如第二段，向观众解释了李雪莲败诉之后的心理状态以及决定继续上诉的动因；
而且解说本身是带有感情色彩和立场的，可以带给观众一种“间离感”，让观众暂时跳脱剧情，进行独立的思考。虽然画外音出现的频率过高，会有种喧宾夺主的感觉，加之很多人将画外音当作一种“文学化”的表达手段，过多的画外音会一定程度削弱电影画面的叙事能力。
但从整体而言，这部电影的改编风格不论是从对构图选择、镜头应用、场面调度，还是在古典音乐的呈现上，都尽量返璞归真，以最中国化的方式进行表现，而这种“评书式”的讲述方式恰好与电影整体风格统一，共同构建了电影特有的艺术风格。
改编者还巧妙利用画外音，使故事的时空调度更为自由。电影《手机》中，叙事时间跨度有三十年的时间，影片利用一段画外音，就轻描淡写地说出了时间的流逝：“这是严守一的声音第一次在世界上传那么远，三十年过去了，作为电台有一说一的节目主持人，他的声音开始传遍了中国的千家万户”。
改编者还可通过画外音的应用，自由地选择叙事视角，增加叙事的自由度。小说《温故一九四二》选用第一人称视角，以“我”这个主观的角度呈现河南灾情。故事讲述者“我”去河南延津采访灾民，从这些灾难亲历者的讲述中了解灾情，但“我”马上意识到这些灾民早已忘记了具体的历史，他们所讲述的故事自然也不再可靠。
于是“我”翻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新闻报道，力求客观地了解灾情真实情况。小说从头到尾都是从“我”这个主观化的叙事视角展开，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方便对历史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评判。电影《一九四二》利用画外音一方面延续了小说中叙事视角主观化的特点。
随着三条故事支线的展开，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从河南到重庆，都一一出现在镜头之中。这种全知全能的视角使得电影在叙事上更为开阔、自由，叙事内容也相比小说更全面。电影通过画外音延续了小说中的主观化叙事视角，同时又与全知全能的视角相结合，让电影处于多重的声音之中，增加了电影的可解读性。
03音乐展现民族风格
音乐可以说是电影的第二语言，改编中对音乐的选择与使用，事关电影的艺术审美，具备特有的功能：利用音乐与画面的恰当配合，不仅可以烘托气氛，渲染情绪，传达人物的内心情感，还能推动剧情发展，深化电影的主题。
同时富有地域特色的音乐选用，可以使影片更富文化内涵，展现民族风格。《我不是潘金莲》改编中多次利用了“鼓声”：李雪莲在法庭败诉之后，鼓声出现，伴随着鼓声急促的旋律和节奏，她在人群中快速行走。
此时鼓声与人物的心境交合，凸显出她焦躁、生气的情绪，加之此时鼓声传达出的力量之感，也暗示出李雪莲继续上诉的决心；在永安市，李雪莲高举写着“冤”字的纸牌，在*府门口伸冤，围观的人群造成声势。
此时音乐响起，急促的“鼓声”随之而来，暗含着“击鼓鸣冤”的意味。李雪莲一直认为自己比窦娥还冤，这种“击鼓鸣冤”的做法也符合民间的习惯。除此之外，影片中还多次出现二胡声，每当李雪莲上诉遭遇阻碍时，凄厉哀婉的二胡声便响起，李雪莲内心的凄苦与艰难“声声入耳”。
影片还多次以古典音乐表意，比如官员们在酒店聚会时，一边是以法院院长为首的旬正一等人对退休老领导的阿谀奉承、假意追捧，一边配以琵琶乐曲，这种大雅大俗的结合，极具讽刺意味。改编中对琵琶声、二胡声、鼓声等的运用，结合特定的场景，不仅渲染了人物的情绪，也进一步增添了电影的中国韵味。
音乐与农村质朴、真挚的情感交流融合，营造出一幅欢快的画面。随着剧情的慢慢展开，严守一独自享用着“手机风波”的恶果：朋友离去、妻离子散、情人利用、亲人死别。他终于有所醒悟，决定不再用手机，但很快现实便告诉他，根本无法逃脱手机的束缚。
此时影片进入尾声，开头的配乐再次响起，首尾呼应，在结构上形成回环，传达出对古老沟通方式的留念，也深化了现代科技对人精神异化的影片主题。鲜明地域特色的音乐使用，可展现民族风格。
影片《一九四二》讲述的是河南这一特定地域发生的故事，因此赵季平先生在配乐方面融入了河南特色的音乐元素，极具地域文化风格。为了更贴合底层人民的生活，这部影片选用了来自民间生活的乐器声，比如唢呐声、锣鼓声、胡琴声、板胡声等等，它们随着故事的发展，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影片开头，激烈的锣鼓声响起，镜头从仓房转到寨墙之外，一片黑压压的贼人入侵，老范的心情也如这急促的鼓声，紧张到了极点。同时，这声激烈的“锣鼓声”也为剧情转折做了铺垫，地主老范一家宁静的日子即将被打破。
经历了贼人的大肆吃喝、烧杀抢掠，一家人不得不加入逃荒的队伍。在逃荒的第三十一天，梁东家得伤寒去世，牧师小安请求瞎鹿和他一起做个弥撒，在祷告时，瞎鹿拉的板胡声响起，嘶哑凄厉，绵远回荡。
这些民间的乐器声，伴随着浩瀚的逃灾队伍出现，渲染了灾民的苦难和悲剧，为影片奠定了悲苦的感情基调。同时由于这些乐器贴近民间生活，也增强了电影的真实感，彰显出浓郁的地域民族风格。